甲午战败后，中国“师夷长技”的捷径便选择了假道日本。“日西方”的好东西，我方当然要直接拿来，比如创建近代化高等学府乃至举国教育体系这盘大局，丝毫不犹豫不掩饰。 

今天来看，教育盘从外到内、无论名实，都有着东洋的影响。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仅存硕果的京师大学堂，正式英文名称为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北京帝国大学”。而在日本“帝大”体系中居首的东大，恰于1897年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复旦大学宣传片与东京大学宣传片视频截图/财新网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承认，他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从大学堂课程设置到学堂体系各项安排，都属于“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的结果。比如，课程设计包含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体操学等普通学，高等算学、高等政治学（含法律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等专门学。另据史料，大学堂筹办离不开向西方面对面取经，由于“日本相距最近，其学校又兼有欧美之长，派员考察，较为迅速”，管学大臣孙家鼐还奏请派员专程赴日考察。

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章

京师大学堂旧址所在“大学夹道”片区

在义和团运动中停办的大学堂，于1902年复校并在12月17日正式开学。这所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领全国新式教育，不论是1902年清廷颁布但未“落地”的壬寅学制，还是1904年首次真正施行的癸卯学制，均可视为对1900年日本学制直接“拿来”，参照其创建整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系统。

至于拿来后的实际呈现效果，以及留日学生、来华日教等双向交流的时代意义，则是更大更远的话题了。有意思的是，与后来的历史神似，中国近代大学的首次学运也同日本有关。《大公报》1903年5月3日报道，京师大学堂学生因闻俄国强据东北三省事，“鸣钟上堂”、“演说利害”、“登台议论”、“思筹力争善策”。会后发出《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等公开信。彼时正是日俄战争前夜，学生权衡情势，提出“联英、日以拒俄”。正史评价其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学生爱国运动之始”。

丁韪良：《中国觉醒》（1907年）

话说回来，天朝这般倒向东洋，委实让一部分西洋人萌发醋意。不过，专家可不这么看，而是要自信满满地驱散酸气。时任主管京师大学堂校务的总教习丁韪良（W. A. P. Martin），在《中国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所引译文录自沈弘）中，记述了1898年在京会见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的情形。

在顺天府尹、管学大臣举办的欢迎宴会上，丁韪良向伊藤“祝贺”道：“日本对于中国施加的影响力，要远比任何西方列强的都更加强大——正如月亮能够比更为遥远的太阳带来更高的潮汐。” 

书中，这位学贯中西的总教习立马补上一刀内心旁白：“此即暗示日本是在用借来的光进行照耀，关于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直言不讳。”

真是妙喻：借光＋潮（chao）汐（xi）。 

【附】

王晓秋：《京师大学堂与日本》，《日本学》第十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