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中，记录了自己在华讲学期间道听途说的一个段子：

       所谓的“Peking University”这一校名，可说是中国人受治外法权之害的一个例证。中国政府（至少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本来已经建成了一个设备齐全、师资水平高的大学，称作北京大学［原文为known as the Peking University——笔者注］，但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决定把自己的学校也叫“Peking University”，所以先前成立的北京大学不得不改名为“国立大学”［原文为Government University——笔者注］。这就像一群旧式中国人在伦敦搞了一个专门教授孔子教理的学校而迫使伦敦大学将校名让给他们一样。

       “北京大学校”这个中文名称始于1912年5月。根据罗素所述的时间线推断，书中提到的教会学校即为1915年开始筹备、1919年正式成立的燕京大学。广为人知的是，1950年代初北大迁入燕园校址。按照罗素的记载，在此30年前，倒是燕大先抢了北大的校名“Peking University”？

 

燕大宣传册中的校名“Peking University”（1921年）

 

       “Peking University”：一块牌子，多套人马

       先从“Peking University”的今生前世、来龙去脉谈起。1980年12月19日，北大校长办公会议决定“北京大学的对外名称（英语拼音）仍用‘Peking University’”，放弃了1970年代曾短暂使用的“Beijing University”，重新确认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北大正式采用的这个英文校名全称，并沿用至今。

       实践中以“Peking University”指代这所高校，远远早于其成为正式校名的时间。据沈弘教授考证，京师大学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创办之初，英文媒体中就时常出现以“Peking University”非正式指代大学堂的例子，而且曾作为标题。如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1899年6月19日报道《The Peking University》：

 

       这与今日北大英文名“Peking University”形似但实不同。彼时的“the Peking university”，意义更接近于“位于北京的（唯一）这所（官办）大学堂”。“Peking”主要起到标识地理位置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Peking University”一词在不同时期曾被用来指代若干所北京高校。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大学，前身是1871年始建、位于北京崇文门内的“崇内怀理书院”。汇文于1889年在美国纽约州注册为“Peking University”，这离京师大学堂建校还有9年。1919年，由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学院等校合并而成的新学校成立，中文校名定为“燕京大学”，英文校名则直接继承了汇文的英文名“Peking University”。合并后的燕大，在1920年代正式确定“Yenching University”为英文名，不再使用“Peking University”，实现同中文名一致。

       沈弘还考证出，英文出版物里曾用“Peking University”指代过京师同文馆、辅仁大学等西式学校。

 

       记一场传说中的校名之争

       按照罗素听来的说法，北大作为“the Peking University”名称的在先合法权利人，被卷入了一场民事纠纷，受制于美国人享有的“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被迫将名称权拱手让给燕大——这个“纠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校名中的“北京大学”四个字沿用至今。当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北华捷报》5月11日刊发其自行翻译的政府公报，严复的职务被直译为“Acting President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北华捷报》将北京大学校直译为“Peking University”（1912年）

 

       历史上的“Peking University”并不能望文生义特指北大；“北京大学”早期的正式英文全称也并非“Peking University”。正如1899年的前辈同事用“Peking University”指代京师大学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1912年北大更名之初《北华捷报》的版本，也仅仅属于外界非正式的简单直译。沈弘在《回顾北京大学历史上曾经采用过的英语校名》一文中指出，1912—1919年北大（北京大学校/北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的正式英文名为“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1912年9月《北华捷报》转载《Peking Daily News》文章《中华民国的教育目标》（Educational Aim of the Republic），即已改用“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这一标准表述——显然，这个译法与中文校名之间的对（差）应（距）度如同“Imperial University”之于“大学堂”，外界媒体很难自行翻译出来这种效果。这也再次印证，该表述实为北大校方乃至北京政府官方认定的正式英文校名。

 

《北华捷报》采用北大正式英文校名“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1912年）

 

       作为燕大前身之一的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正式中文名先后为京都汇文学堂、汇文大学堂、汇文大学校），建校时即在美国注册备案，合并之初的燕大（英文名称沿用Peking University）在法律性质上依然为美国学校，的确有条件享受罗素所称的“治外法权”。然而查北大与燕大档案材料及当时新闻报道，均未发现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在燕大创办之际，美国人利用“治外法权”迫使北大痛失英文名于燕大——“所谓的Peking University”——而“不得不”改称“Government University”。

       汇文以“Peking University”作为正式英文校名，比京师大学堂建校还早。1912年大学堂更名为北大之际，官方英文名中的“Imperial University”直接按原格式“去皇家化”、更改为“Government University”，与当时的汇文大学并无瓜葛，更不用说7年后才成立的燕大了。罗素对半殖民地中国的同情心可以理解，但从朋友圈里随手转发的这则轶闻，并不能站得住脚。

       然而，毕竟“Peking University”和“北京大学”字面上的对应程度实在太高。1924年11月，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专门致函燕大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表示英文校名“Peking University”经常导致两校信件、电报等发生错乱，希望燕大“改善这一状况”。

 

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致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函（1924年）

 

       为彻底避免混淆，1925年4月燕大决定改英文名为“Yenching University”，1928年得到美国纽约州大学评议会批准，1929年燕大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正如《北京当年为什么叫“Peking”》所述，北京建都数百年后，“京”字在官话里的读音已从“king”变成“ching”（按威妥玛式拼音规则），燕大采用的正是“ching”的拼法，以准确反映“京”字的新读音。

 

燕大决定英文校名由“Peking University”改为“Yenching University”的声明首页（1925年）

 

       正名后，“Yenching”一词并不是燕大唯一的英文简称——亦如《被淡忘的老“北大”》揭示“Peita”（Beida）这一音译词实为校方确认的北大正式英文简称，“燕大”的威妥玛式拼法“Yenta”也在燕大校内外被广泛接受，如1926年成立的燕大基督徒团契，英文名即为“Yenta Christian Fellowship”。

       巧合的是，就在燕大刚刚成立不久，北大也把英文校名给动了：1919年8月，校方确定国立北京大学英文名称为“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此次更名的官方解释尚待考证，可能的原因是“National”一词比“Government”更能和“国立”相对应。但无论如何，这与所谓北大、燕大“校名之争”也都没有直接关系。

       此外，1924年蒋梦麟信中提到北大为避免同教会学校“Peking University”混淆而采取的多个措施，包括“先是称本校为‘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后来命名为‘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但这些均不起作用，“混淆和误会继续存在”。不过从史料证据上看，1912年京师大学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改称北大后的正式英文名称，明确无误为“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而非“Peking University”；校名里含有“Government”（官办/国立）前缀是专为同教会学校“划清界限”这一说，当然也没有依据。笔者推测，蒋梦麟“添油加醋”的说法只是为了展示出一种姿态，希望司徒雷登能够认识到，在北大已多措并举但仍无济于事的情形下，理应轮到燕大采取行动了——果然不负所望，燕大很快“正名”，蒋梦麟亦复函表示感谢。

       燕大正名决定里专门总结道，面对逐渐抬头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上反宗教风潮，燕大宜通过改名而增强在华认同感。罗素之所以能听到“中国人受治外法权之害”的这个传言，或许也映射出后“五四”时代的大背景。

 

蒋梦麟致司徒雷登感谢信（1925年）

 

       再记一场真正的校名之争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提到，1919年初，合并前的汇文大学与华北协和学院曾为新校中英文名称争吵不休。汇文大学坚持使用中文的“汇文”和英文的“Peking University”字样，司徒雷登针对该英文名评论道：

       在传教士们正为他们自己的校名争执不下之际，一所中、英文都叫做“北京大学”的国立大学［原文为a government university, know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like as “Peking University”——笔者注］已经创立，并很快蜚声中外……两个教会团体之间妄图把理应属于中国人的北京大学的校名安在他们默默无闻的小小大学头上的争吵，实在令人好笑，因为那些中国人正在使这一名称成为他们国家的知识源泉。

       司徒雷登此番话暗示，未来的教会大学甚至不配使用“Peking University”一词——这也从另一面反映出了当时北大（全名应作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Peking）的欣欣向荣情景。

       随后，在刚刚从南京赴任的司徒雷登校长主持下，果断采用新的中文校名“燕京大学”，算是初步化解了这场争议。由于当时燕大已开始以“Peking University”的名义在美国筹款，为了不影响建校大业，英文校名得以沿用，直到1925年正名。

 

       校名之争无小事。比起那上纲上线到“治外法权”的小道消息，这是场火力十足的争论，甚至影响到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走向。燕大校史研究者陈远认为，司徒雷登之所以被选为新校校长，关键在于其“外来者”身份，能够在几家教会学校的利益冲突中保持独立并作出平衡。“如果没有这场争论，也许就不会有司徒雷登的到来。”

       ——也许，就不会有司徒雷登一手开启的燕大那些年的辉煌。

 

原载《北京大学校报》

 

 

       【附】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NY: Cosimo, Inc., 2007, p. 219. 译文参照［英］罗素：《中国之问题》，赵文锐译，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217页；《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John Leighton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NY: Random House, 1954, p. 51. 译文录自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5页。

       “The Peking University,” The North-China Herald, 19 June 1899.

       “Official Appointments. May 3,” The North-China Herald, 11 May 1912.

       “Educational Aim of the Republic,” The North-China Herald, 14 Sept. 1912.

       “Re. Name of University,” UBCHEA Archive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RG011-298-4635.

       “Re. Constitution, Bylaws, Organization,” UBCHEA Archive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RG011-298-4633.

       沈弘：《尊重历史，拒绝赝品——回顾北京大学历史上曾经采用过的英语校名》，载《21世纪：人文与社会——首届“北大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