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中国“师夷长技”的捷径便选择了假道日本。“日西方”的好东西,我方当然要直接拿来,比如创建近代化高等学府乃至举国教育体系这盘大局,丝毫不犹豫不掩饰。
今天来看,教育盘从外到内、无论名实,都有着东洋的影响。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仅存硕果的京师大学堂,正式英文名称为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北京帝国大学”。而在日本“帝大”体系中居首的东大,恰于1897年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复旦大学宣传片与东京大学宣传片视频截图/财新网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承认,他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从大学堂课程设置到学堂体系各项安排,都属于“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的结果。比如,课程设计包含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体操学等普通学,高等算学、高等政治学(含法律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等专门学。另据史料,大学堂筹办离不开向西方面对面取经,由于“日本相距最近,其学校又兼有欧美之长,派员考察,较为迅速”,管学大臣孙家鼐还奏请派员专程赴日考察。
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章
京师大学堂旧址所在“大学夹道”片区
在义和团运动中停办的大学堂,于1902年复校并在12月17日正式开学。这所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领全国新式教育,不论是1902年清廷颁布但未“落地”的壬寅学制,还是1904年首次真正施行的癸卯学制,均可视为对1900年日本学制直接“拿来”,参照其创建整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系统。
至于拿来后的实际呈现效果,以及留日学生、来华日教等双向交流的时代意义,则是更大更远的话题了。
丁韪良:《中国觉醒》(1907年)
话说回来,天朝这般倒向东洋,委实让一部分西洋人萌发醋意。不过,专家可不这么看,而是要自信满满地驱散酸气。时任主管京师大学堂校务的总教习丁韪良(W. A. P. Martin),在《中国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所引译文录自沈弘)中,记述了1898年在京会见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的情形。
在顺天府尹、管学大臣举办的欢迎宴会上,丁韪良向伊藤“祝贺”道:“日本对于中国施加的影响力,要远比任何西方列强的都更加强大——正如月亮能够比更为遥远的太阳带来更高的潮汐。”
书中,这位学贯中西的总教习立马补上一刀内心旁白:“此即暗示日本是在用借来的光进行照耀,关于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直言不讳。”
真是妙喻:借光+潮(chao)汐(xi)。
【附】
王晓秋:《京师大学堂与日本》,《日本学》第十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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